道破天机：中医揭示了上古的秘密（“神”授中医）！

搞不清楚来龙去脉的东西往往让人感到奇怪，比如说鬼魂。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真实的鬼，如果哪个人见鬼了，那肯定会有大麻烦。孙悟空大家都感到很神奇，除了他的武功绝伦、事业崇高以外，恐怕也与他的出身有关，别人都有父有母，偏偏他没有，他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中医学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成系统的中医学《黄帝内经》大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春秋以前找不到任何中医学来历的线索，东汉以后又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对它进行增补，在短短的20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一下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一经达到，后人就再也无法超越。这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一种医学想达到一定的程度，非经过漫长的时间酝酿不可，它就像是一坛好酒，时间越长越醇厚。而一种东西历史越长，留下的遗迹也就会越多。

中医没有关于起源的任何证据，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但仔细想想，好像只能如此，因为中医的历史证据难以保留。比如说中药，它只是一些天然物质，有植物也有一些矿物，让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很困难，即使在古墓中挖出一些这类东西，也很难确定它一定与中医有关。因为这些东西满世界都是，只有我们确定它们是按中医理论入药的，那才是中药，才与中医的起源有关。可是这一点又有谁敢打保票呢？

一般来说，医学器具容易保留，可是中医的治疗器具十分简单，许多是与生活用品相互混杂，比如煮药的用具一般与煮饭锅没有两样，现在的药罐是很晚才发明的。所以即使我们出土的一个锅，也不能说此物就是用来煮中药的，并以此证明中医的起源。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应该是文字，最好是这样的：有一天考古队从地下挖出串在一起的许多甲骨，研究后发现，原来这就是古老的《黄帝内经》。而且甲骨上还明确记载着：某年某月在某地，有某人如此这般发明了中医。可惜这是一个梦，在已发现的15万片甲骨当中，好像没有关于中医的确切记载（据今人统计，甲骨文中涉及医药的文字有323片415条卜辞，记载病名20多种。但这也不能证明中医的起源，因为看不到理论及思维的线索，只能说当时有医药的记载）。

其实即使甲骨文中确有记载，我们也同样不知道，原因很简单，我们水平有限。从本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共发现15万片甲骨，人们在反复比较后确认，甲骨文中不重复的单字约有5000多个。5000单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今天的文科大学毕业生，他们所认识的汉字约有3000左右，郭沫若曾说自己认识大约4000个汉字，再多就不敢说了。

实际上，甲骨文中的单字可能会远远超出现在的统计，因为在甲骨文统计之前，许多有字甲骨被当做一味药——“龙骨”来使用，中国第一部药典《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龙骨”一药，当时是秦汉之际，距离我们今天大约2000年左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龙骨都是甲骨，假定一年只毁掉1000片甲骨，那么到甲骨文被发现为止，可能有近两百多万片被毁掉了。再假如，每一千片中有两个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单字，那么就有4000左右的字彻底消失了。如果再加上现在被发现的字，整个甲骨文中的单字将接近一万。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甲骨文是一个多么成熟的文字体系，大约可以和我们今天的汉字相比。

然而，对甲骨文的研究，虽然历时百年之久，但取得的成绩却十分有限，在5000个单字中，目前无争议的可识字仅有一千多个。准确地说，被认识的字是1056个，而其中，曾被汉代《说文解字》记录的字就有1051个。也就是说，我们用了一百年，仅仅认识了5个甲骨文，平均每20年认识一个字。如果照这个速度，现有的甲骨单字，我们需要再研究8万年。

因此，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医的记载，但谁也不敢说甲骨文确实不曾有过记载，也许有很多，可惜我们不认识。看来在我们研究甲骨文没有突破之前，不太可能从文字方面找到确实的证据。

关于中医的考古证据，一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大的进展。1972年，人们在河南新郑县出土了一枚石器，长约6.3厘米，一端为圆形，可作按压、按摩之用；一端为棱形，可割破肿胀、排放脓血之用，据说此物即为“砭石”。这可以说是中医起源的唯一考古证据了。关于砭石，史料中多有记载：

《山海经·东山经》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也。”我们本不知箴石为何物，幸而有唐代颜师古注云：“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看来此箴石就如同刀一般，是一种医疗器具。

《素问·异法方宜》中也有记载：“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恰好我们在山东微山县出土东汉画像砖上，发现了半人半鸟人手持针具，好像佐证了上述记载。

但也有一些人不同意将这枚“砭石”作为中医经络存在的证据。按摩并不是中医所特有的医疗手法，在不同民族的医学文化中，按摩几乎是一种最寻常的医疗方法，只有当证明此“砭石”确实是对经络穴位进行按摩时，它才可以作为中医存在的证据。同样，如果此“砭石”仅当作割破肿胀、排放脓血之用，那也只能是件很普通的医疗器具，西医里也多有应用，并不能作为中医起源的证据。事实上，《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明确记载：“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针灸用的九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明显可以看出“砭石”与针灸用的九针不同，“砭石”的使用范围不在中医经络系统，故确不能作为中医起源证据。

文字记载无证据，考古学上也无证据，那么中医起源还有什么呢？只有远古的几条神话和传说：

《淮南子·修务训》记载：远古的时候人民常常患病，但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治疗，病人只好在痛苦中挣扎，呼天号地，凄声惨惨。有一位名叫炎帝的人或神，实在于心不忍，决心解除民间病痛。他开始尝试用草药来治病，但又不知药性，只好以身试药，拿来各种草药吃下去，以此来确定药性和疗效。是药三分毒啊！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据说炎帝有一天中了七十多次毒。文中的炎帝即为神农氏，这大约是中医起源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的最早版本，以后许多史籍中都延用了这个版本。《史记纲鉴》记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

其实神农发明中医药还有一个版本“神农鞭百草”，说神农不是用嘴尝出中药药性，而是用一条特殊的鞭子打出来的。《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赭为红褐色，“赭鞭”大约是条红褐色的鞭子，第二个“鞭”为动词，意思为鞭打、抽打等意思。从文看，这位炎帝是先用“赭鞭”抽打草木，确定哪些有药用价值，然后再去品尝一下药性，这比盲目品尝植物要合理许多。这条“赭鞭”确实非同小可，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它。

《搜神记》中还有一条更加详细的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看来神农用这条“赭鞭”打出来的不止是中草药，而且还有农作物，所以他才号为“神农氏”。据说“神农鞭百草”并非人们的想象，而是确有其事，《述异记》就记载：“太原神釜冈，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

神话传说中除了神农发明中医以外，实际上中医古代有名的大神都与中医的发明有关联。比如说黄帝，他是中国神位最高的一位神灵，拥有许多项发明权，比如农业、渔网、水井等，其中也包括中医学。《黄帝内经》一开篇就是黄帝问岐伯，看来他也参与了中医的发明，所以书以黄帝命名。《帝王世系》曰：“岐伯，黄帝之臣也，帝使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伏羲实际上比黄帝更古老，由于“层累递加”的神话，反而将他排到黄帝之后，神绩好像也不如黄帝伟大。其实真正的中国祖先应该是伏羲而不是黄帝，几乎所有的早期神话都说是伏羲和女娲创造了人类，汉民族如此，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也是如此。伏羲不但创造了人类，而且学问也大得了不得，据说《易经》八卦就是他的发明，几千年来居然没有人能够真正读得懂。这样一位伟大的神灵，按照“医源于圣”的法则，伏羲氏也是中医的发明人之一，《帝王世系》记载说：“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

在神话里还有一位神人与中医的发明有些瓜葛，那就是燧人氏。“燧”是一种石头，击打时很容易迸出火星，古人也将它称为“阳燧”。《韩非子》中记载说：远古的时候人们不讲卫生，随手从树上摘几个野果，从地里拔根萝卜，或从河里抓条鱼、捞几只螺蛤都直接放到嘴里吃下去，这些东西恶臭而伤腹胃，当时的人体弱多病。有一位聪明的圣人出现了，他用击打燧石的办法发明了火。火在生活中可太有用了，有了火人们就可以吃上熟食，并通过高温消毒，减少了许多疾病的发生。人民为此高兴，将这位圣人推为首领，并给了他一个尊号——燧人氏。

以上几乎是关于中医起源的所有资料了，但这些神话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有加更聪明的人，反正我们从以上资料中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事实上现在的研究者们，虽然在论到中医起源时都引用上述资料，但他们并不真的相信。在一般人看来，神话只是原始人幼稚大脑中的虚幻印象，不能认真对待。所以结论是：美丽的神话传说固然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终究只是故事而已。

如果神话不能用作起源的资料，那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资进行研究的凭证了，因此到了现在，中医的源起依然像一团谜，它来得很突然，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尽管在汉代以后也有一些关于中医源起的具体记载，但它们都很晚，不能用作第一手资料，例如，魏晋时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记载：“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上古神农尝百草而知百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这则资料虽然比以上任何资料都具体、明确，可惜的是魏晋离中医的发明期相隔太远了，这种记载基本上没有价值。

目前人们想到的原因有以下几条：

1、一开始我们曾提到，由于中医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中医起源的证据难以保留，或者说难以鉴定，大量的资料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同时也有另一种可能，中国的考古学还不发达，考古的范围有限，甚至人们考古的重点也有误（中国的考古将大量精力放到了中原地区，这可能是个战略上的失误，我们认为，考古的重点应该在西北部地区，那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起源地），大量关于中医起源的资料还深埋于地下，只要假以时日，人们可能突然会从地下挖出一部古书，上面明确记载着中医的起源，而且随同书发现的还有大量实物证据。

这只是一个推测，也是一个愿望。我们也希望奇迹会发生，希望中国的考古界能在不远的将来，将任何形式的证据摆在人们面前。

2、由于文献传承的原因，使中医起源的资料丢失了。首先我们断定曾经有过大量的资料，由于当时文字不发达，记录的比较有限（这不可能，中国甲骨文目前所知有五千多个不重复单字，证明它是一个相当完善的文字系统，不可能发生记载困难），而这些有限的资料又在无数天灾人祸中丢失了，所以证据消失。

文献资料确实存在传承过程中的毁灭情况。世界上的古埃及、印度、巴比伦都曾因遭受外来侵略而中断了文化，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秦始皇就曾焚书坑儒，使大量的文献资料失传。至于虫咬、水淹、腐烂……等自然原因更不用说了。然而，中国也有过保存相当完好的文献资料，比如说《易经》，它在西周时被保存于兰台，一直完好，西周时还有《尚书》、《三礼》也被保存下来（《三礼》虽然经过后人的整理，但原始文献在整理时必然存在），为什么会单单丢失了医书呢？

3、事实上，在上述两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医起源本来就没有任何资料。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春秋以前的《易经》、《尚书》、《三礼》、《左传》等重要文献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中医的资料，因此可以推断：一是这些书的原始作者们没有见到有关中医任何东西，所以没有反映到他们的书中。二是这些人曾经见到过中医的相关典籍，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反映到他们的著作当中。我们倾向后一种可能性。

但不论是哪一种原因，“中医起源无证据”几乎是一个定论。

中医没有源起的直接资料，这可苦了所有研究者，而且这是个必须回答的难题，否则中医体系就不完整，就无法理直气壮地立足未来无限广大的中草药国际市场，也无法建立自己的药物检测体系。某些人会嘲笑说：连起源都搞不清楚，没准是骗人的吧？

我们关注中医起源的研究，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对中医起源的认识，实际上涉及对中医理论的认识。人们在研究起源时，已经为日后解读中医理论画了一个圈，而被圈住的则是我们的思维，它排除了从其它角度理解中医的可能性。比如说，当我们假定中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积累而成的，那么就必须从中医中寻找渐进的证据。可是当我们用渐进观点解释中医时，又会陷入不可自拔的怪圈：是先有经络理论还是先有针灸术？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好！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学术界对中医起源的几种假说。

经验医学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式推论，大前提是：劳动创造了历史，人类文明是几千年来生产经验的积累；小前提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有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结论必然是：中医起源于经验的逐步积累。

这个三段论大约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世界万有之物，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宇宙起源于大爆炸，行星系起源于尘埃团，高级生命源于低级的单细胞动物……那么中医学理论在中国的出现，也必然走的是这条路，否则整个事情就不对了，而专家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意外。

在这一思维模式下，中医的起源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即使没有任何证明资料，专家们的大脑里也会自然浮现出这样一幅幅历史画面：

1、在一片莽莽苍苍的密林中，一位原始人走迷了路，不知道他们的部落在何方。密林的深处有一双双幽幽的眼睛盯着他，那是一群好奇的猎食者，因为它们很少见到这种两足行走的动物，更不知道他的肉味如何，所以迟迟不肯行动。

这位原始人饿极了，看见身旁有一种叫车前草的植物，长得很可爱，于是随手扯起一把草，放到嘴里慢慢咀嚼，他觉得味道还不错，于是就多吃了一些。又走了一会儿，他觉得越来越尿急尿频，没完没了，虽然不痛苦，但真够麻烦的。他回想刚才吃下的草，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车前草在作怪。

等他走出这片密林回到部落后，在讲起这次冒险经历时，他专门提到了使人尿多的这种草，于是整个部落的人都知道了：车前草利尿、通水。

2、原始部落接到报告，说北面的湖边来了一群迁徙的麋鹿，又傻又肥，极好猎取，于是大家决定去湖边筹集过冬的食物。还没走到湖边，就听得阵阵喧闹，这是鹿群和水鸟的奏鸣曲。大家兴奋极了，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果然如预料的那样，不到半天工夫，他们已经猎杀了十几头麋鹿，还有一些水鸟。眼看太阳移到了头顶，原始人生起一堆篝火，剥开一头麋鹿，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交流着狩猎心得，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烤鹿肉。

可能是几个月没有吃到肉的缘故，一位年轻人只感到油腻，再也吃不下了，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吃白不吃。所以他偷偷将身边一种叫黎芦的植物放到嘴里嚼，想消除一下油腻感，再吃它几大块。可没想到，他刚嚼了一会儿，就感到胃里翻腾得越来越厉害，不久开始哇哇呕吐，而且不可收拾，吐得昏天黑地。旁边人问他何故，但他已经说不出话来，用手指了指身旁在微风中摇晃的黎芦。其他人不信，有人抓起几根黎芦放到嘴里，可没一会儿，他也哇哇呕吐，同样吐得一塌糊涂。于是大家长了个记性，这黎芦万万吃不得，它有驱吐功能。

3、有天晚上，在一间茅屋里，巫师与几个人正喝着自己酿造的酒，侃着大山，巫师不胜酒量，已经喝得语无伦次。恰好在座的一位老者向巫师请教，怎样才能治好自己的便秘。巫师借着酒劲胡吹一气，最后开了一个方子，让那位老者照方吃药。

过了几天，巫师早将治病一事忘到了脑后，可偏偏路上遇到了这位老者，一见面就夸他：你真是神医呀！一服药下肚，这病就治好了，真是太感谢你啦。巫师忙问其详，老者将他开的药方一一说来。巫师一听暗叫：啊哎不好！开错了方子，那药方不是治便秘的，而是清除肺火的。奇怪，这大肠和肺不相干呀，怎么能治好病呢？虽然有疑问，但巫师还是装成很谦虚的样子说：不用谢，不用谢，为人民服务嘛。

4、在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一位老者赶着一头驴，驴背上叮当作响，上面都是用绳子捆在一起的骨头片，而骨头上又刻满了弯弯曲曲的文字。驴的后面跟着一群狗，汪汪乱叫，想吃驴背上的骨头。

老人一边用手里的木棍赶着狗，一边轻声说：走开，走开，你们这群没有文化的畜生。这不是肉骨头，是医方呀，是我千辛万苦，走村串户，好不容易才采集回来的。你们看，这车前子能利尿，这黎芦能驱吐，这肺和大肠相表里，这麻黄能发汗……如果进了你们狗肚里，我就写不成书了。走开吧，求求你们啦！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中医学就产生了，它是在整理、汇集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知读者们是否相信，反正我不信，因为从道理上它说不通，从逻辑上也欠严密，而且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能解释。

假如我们相信中医就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经验医学”，那么，从逻辑上讲，随着经验的进一步积累，我们可以发扬、修改、补充中医的这套理论，使之更完美、更科学，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都是这样来的。比如说，最早的天文学是建立在长期观测基础上的，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观测，天文学的知识在不断丰富，从天圆地方发展到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地球从一块平板变成了一个球形，恒星从炽热的星球发展到了冰冷的黑洞……天文学在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丰富当中。

然而，令我们不解的是，自从《黄帝内经》形成以后，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动摇这套理论框架，历史上无数的名医，不论他有多么聪明，多么努力，当他临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仅仅对《内经》的某些条文多了一些心得，根本无法走出《内经》划定的圈子，更别说发展它了。当前的研究大多数借助于现代科学的手段，但我们依然处于证明《内经》经文的程度，比如，关于经络学，国家两个五年计划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结果只得到一个结论：经络是存在的，《内经》的记载是正确的。至于经络是什么，我们还是两眼一摸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说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经验积累不够？可事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目前的人口，是《内经》成书时的几百倍，人多病就多，即使10个人中有1个去看中医，那么每年中医就诊的人数也远远多于古代不知多少倍。因此，仅从就诊人数、病例上，目前一年积累的经验可能比古代10年都多。再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大力发展传统医学，中医学院、中医研究所、中医药企业、中医各类门诊、以及民间从医者，这数量加起来是惊人的，古代社会无论如何是无法比拟的。

难道说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不如古代人聪明吗？事实更不是这样。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以聪明才智作为动力的，远的不说，我们明显地感觉到，现在的孩子比他们的父辈更聪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看看我们周围，电脑、飞机、火箭、汽车、原子弹，哪一项成果都能证明我们比古人更聪明。

难道说是我们的研究方法比古人落后？这更是不攻自破。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手段也五花八门，从大型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到人体基因的检测仪器；从漫游太空的人造卫星，到深入人体器官内部的摄影机。这些方法手段，哪一个拿到古代都会引起天下大乱。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经验，这么多的从业人员，这么多的研究方法，这么多的实验手段，就是无法发展中医理论呢？按理说，这些经验加起来，再造一部《黄帝内经》都足够了，可为什么我们有了经验却读不懂中医理论呢？

这无情的事实反过来证明，中医源于经验的观点是多么荒唐。

1972年，人们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部分医书，其中记载人体经脉11条，缺手厥阴脉，有人说这证明了经络学说的发展过程，从西汉时的11条经络，发展到东汉是的12条经络，并以此来证明中医是劳动群众在实践中发明创造的。这是胡说，因为《灵柩?本输篇》中，经络也是11条，同样缺少了手厥阴脉。这恰恰证明，马王堆医书与《灵柩》有一个共同的祖本，而这个祖本可能也是一个抄录本，在抄录时少了一条经脉。

另一方面，世界上许多民族的传统医学都是经验式的，但这些医学与中医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它们统统没有理论，只有一些简单的操作方法，而且绝大多数巫医的成分很浓重。这是世界经验医学的一个共同特点。

中医不但有操作方法，而且有一套严密、精深的理论体系，中医的任何操作都置于理论的指导之下。比如，中医诊断主要依据“阴阳”理论，针灸也遵循经络理论。这一特点完全不同于上述经验医学，它倒是与现代科学很相似。

我们不禁要问：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能称为经验医学吗？

可见，用“经验的积累”来解释中医起源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再往前追溯，渐进的观点可能会解释一些古代文明起源，但解释不了中医的起源。而“劳动人民……”云云，则更是一句苍白至极的政治术语。我们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恰恰证明中医起源有另外一种可能。

当我们批评一个人名实不符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来形容：远处正有一顶大帽子向我们漂过来，等到了眼前方知，原来这是个戴着帽子的人，由于人小帽大，远处就只能看见帽子，而看不见人。

大家在研究中医学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中医理论体系相当完整、内容极其深邃，经络学、运气学、藏象学、阴阳五行学、精气神……让人感觉到面对的就是一座大山。可一接触到中药和中医治疗方法，又感觉到出奇的简单，就好像是看完大山又面对山下的一棵小树一样。这种反差真是惊人！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见哪位学者就此提出自己的解释，由此可见，关于中医起源的研究是多么疏略。

中医药有十分朴素的原始特征，这一点有目共睹，比如说，中药主要是利用自然的植物、动物、矿物，可以不经任何加工，直接作为药剂来使用，甚至五谷杂粮、蔬菜、果实都是药，《本草纲目》就分有“谷部、菜部、果部”，其他像“木部、草部”中的许多也可直接食用。这样一来，一般性的饮食与吃药很难有所区别。

例如，在进补这个问题上，枸杞子“补内伤大劳嘘吸……补精气不足，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这一物品药用与食用同样有效。以枸杞、熟地黄、白术等合成的“四神丸”，有“治肾经虚损，眼目昏花”之效，可据《外台秘要》记载，用枸杞泡酒，同样有“补虚，去劳热”的功能。

中医药的这种原始特性，使许多人相信，原始人其实用不着多么高深的文化，仅凭本能加一些经验就可以把握中医药。在此基础上，有人又突发奇想，自然界的动物都有自救的本能，朴素原始的医学也应该来自人类相似的本能，于是有了“动物本能说”，而且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医起源的一种解释。

的确，自然界的动植物有许多千奇百怪的本能。有的动物具有很高的预测能力，例如，在中古时代，欧洲有些人如果想知道冬天的长短，往往会用铁锹挖开土拨鼠的洞，看看土拨鼠的存粮情况，如果洞中存粮比往年多，则意味着即将到来的冬天寒冷而且漫长，如果存粮很少，则意味着一个暖冬。一些植物也有预测能力，例如，老乡们常常在春天观察梧桐树的花色，如果花色赤红，则年景必旱；如果花色浅白，则年景必涝。有些植物甚至还懂得历法，梧桐树叶平年为12，遇闰年则为13。

除了以上本能，动物还有自救的本能。中国医书记载，古代人用沾上毒药的弓箭来猎杀老虎，可老虎中毒箭后，会食用清泥来解毒；雉被鹰在空中抓伤后，会飞到地面上，到处找地黄（一味中药），并将地黄叶贴到伤口处。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以礜石毒老鼠，老鼠中毒以后像喝醉了酒，也不怕人，但它们还是会找泥汤处，喝上几口，一会儿就没事了。

现代研究表明，任何一种动物都有一些自救医疗的方法，比如，蛇是冷血动物，但当受到外伤而感染时，它会找到一处太阳光充足的地方，躺下来让阳光直射身体，为的是使体温升高2—3度。美国罗维雷斯研究所的生理学家马特?克鲁格认为：“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支持发热是一种针对感染的防御性适应，在整个动物界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之久。”他认为，用药物控制发热，有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他在实验室里搜集了一批重要的证据：当蜥蜴被感染时，会选择一个温暖的地方使体温升高一些，大约20℃左右，如果找不到一个能使体温升高20℃的温暖的地方，则蜥蜴多半会死去。小兔不能自己发热，因此一旦患病，它也会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去升高它的体温；成年兔能自行发热，一旦被退烧药阻断，也多半会死去。

然而，动物本能与中医起源有内在逻辑关系吗？我们看不出什么关系，这就好比“风马牛不相及”。如此类比是可笑的。比如说，现代科学新成立了一个学科称为“未来学”，当我们讨论其起源的时候，是否要这样说：未来学起源于动物的本能。因为上面举到的例子中，动物的预测能力并不比人类差。如果将这一类比推广开来，你会得出一个笑破肚皮的结论：人类的所有文明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

再说，直接以植物、动物、矿物入药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其他民族也有，例如，甘草、大黄、食盐、胆矾等，不但中国有，西方国家也有。此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然药物，例如，蒙药323种，藏药404种……这些药物中有许多与中药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汉民族中医的自然药使用，是按照中医的基本理论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下，自然药才能称之为“中药”，否则也就无所谓中药了。药，本无中西之分，就看以什么样的原则来使用。

可见，中医的形成一直在理论的指导之下，离开了理论，中国的古代医药就不能称为中医，只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如此研究，必然会得出中医不存在的结论。

或许有人会说：中医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首先积累了大量自然药物以后，然后才总结发展出了一套精深的理论。所以中国医药称为“中医”是很晚的事，大约在战国以后。而在那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只有巫医，只有经验医学。

这个观点恐怕是现代学者们的主流观点，它符合渐进的思维模式，也符合常规文明起源的解释。但我们认为它还是不正确的，因为有两个问题它无法解决：

1、中国医学的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凭借甲骨文字形及一些实物考古资料来证实，但中医理论的来源却没有任何资料，战国时期是理论的成书时间、记录时间，绝不是理论发明的时间。所以我们既不能证明实践先于理论，也不能证明理论先于实践。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存在，这里没有权威。

2、先实践后理论的观点，没办法解答如下疑问：为什么中医存在简单实践与精深理论的脱节现象？就如同有人用一斤面粉，意外做出了十斤面的馒头。这里又牵连一个问题：中医理论究竟是怎么发明的？中医理论不但在深度上与实践脱节，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无法从实践中直接导出，也就是说，中医理论并非建立在实践的原型上。比如，它的藏象理论就与解剖实践彻底脱节，中医五脏并非解剖学上的五脏。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反而认为，中医理论很可能先于实践，而且简单、直接的实践可能不完全反映理论的所有成就，这源于我们对理论的理解不足。从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动物本能说”的荒唐可笑。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世界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而且这些传统医学的实践与中医有几分相似之处，可为什么他们没有发明中医学？除印度以外，甚至我们看不到一点点与中医理论相似的痕迹。这一现象的本身就是对“动物本能说”的批判，也是对先实践后理论观点的批判。

人们常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镜头：一个道士手持一柄木剑，直指天空，喝令鬼神，驱逐邪魔，最后口中必定大喝一声“急急如律令”。

其实这并非仅仅是道士、巫师的把戏，中国古代的医术也有此项。《素问?移精变气论》曰：“惟其移精变气，可祝而已。”后人称此科为“祝由科”，即是诅咒，“祝由”的本身既是巫术。唐代医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禁经》中为我们记载比较详细的情况：“吾为天师祭酒，为天地所使，身佩乾灵之兵千百万亿，在吾前后，罗列左右，何神敢往，何鬼敢当？正神当住，邪鬼速去！急急如律令。”

俄国作家格利格罗维奇在小说《乡村》中曾记有这样一件事：村里的铁匠德隆死去后，经常在村子里出现，吓唬村里的人。后来村长的弟弟看到铁匠在村里闹腾没个完，就刨了铁匠的坟，把他的尸体翻了个身，在背上钉上一个又长又大的白杨钉子。这也是巫术。

巫术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中都有印迹，即使到了现代，巫术也没有彻底消失，变成了一些习惯的行为。例如：中国人晚上如果做了恶梦，他会吐口水，同时伴随“呸”的发音。印度人每次打呵欠时，总要用手指向左右两边各弹一下，防止魔鬼乘机进入口中，而西方人则在打完呵欠后要祝福，防止灵魂随气喷出。这些习惯，如果追其根源，都来自巫术。

自然，在古代实施巫术的人就是巫师了，也有的国家将其称为祭祀。其实巫师在古代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有点像现在的大学教授或专家，他们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古代生产能力有限，社会财富不丰富，不可能养活更多的文化人，所以巫师的身份极其复杂，他们既是科学家，也是艺术家、文学家、星占家、哲学家、建筑学家……他们是综合人才，是一切文化的掌握者、传播者。古代帝王的顾问学者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史，即是史官；另一类就是巫，而且巫的地位总比史要高一些，《礼记?礼运》记载：“王前巫而后史，卜巫瞽侑，皆在左右。”

因此，中国古代的巫与医是合而为一的，《广雅》在训古医字云：“醫，巫也。”在这个意义上巫医可以合称，故《论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巫师创造了医学，古籍中有两条资料可以为证，《世本?作篇》记载：“巫彭作医。”意思是巫彭发明了医学，《说文》也沿用了此说：“古老，巫彭初作医。”有人将这两条资料进一步发挥，得出一个结论：中医学源于巫，巫医同源。甚至有人认为，中医实际上是巫术的副产品，巫师在长期的巫术行为中，一不留神就发明了中医学。

巫师曾经履行过医生的职责，这恐怕没有什么争议。但如果说巫师发明了中医学，恐怕很值得商榷。

首先是资料的问题，关于巫的记载有很多，从《山海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籍中几乎都有记载，甚至到秦汉时也有记载。但一般资料只说巫与医药有关，如《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记载中只说巫“操不死之药”，而没有说到巫与医药的具体细节。如此一来，仅这条资料就可以证明许多东西，如道家长生不死之说也往往用它来证明。

其次是巫与医起源的时间。考古学发现，新石器晚期的山顶洞人墓地中，发现一些骸骨上有红色赤铁矿粉末。现代许多学者都用这条资料来证明巫师的起源，并认为这是“朱色辟邪术”的最早源头，由此将巫的起源上推到4万年以前。我们认为这样使用资料不当。中国史籍明确记载，不同部落有不同的颜色偏好，有的喜欢朱红，也有的喜欢白色、还有的喜欢黑色，即使后来有“朱红辟邪”一说，我们也不能肯定出现在山顶洞中的赤铁粉末与此巫术思想有何关联。因此我们认为，此事仅可证明人类灵魂观念的产生，原始宗教的萌芽，而不能证明巫师职业的出现。

据神话记载，在很久以前是没有巫师的，当时天与地是相连的，人与神也是相杂的，根本不需要一个中间环节来沟通。后来天地发生了分离，神与人的关系变得远了，神在天上，而人留在了地上，此时才出现了巫师。最早记载巫师职业的，大约是《山海经》，例如《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但是《山海经》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巫师先于中医，因为同在一部书中，还记载了大量的草药，它是中国第一部药典。更重要的是，同书还记载了许多给药的途径，与目前中医的给药途径基本相同，因此，《山海经》只能证明：在巫师产生的时候，中医思想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是同时出现的，不存在谁创造谁的问题。

其实，有个现象似乎可以证明巫师与中医的发明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属于占卜之辞，而占卜是巫师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一代又一代巫师记录下这些卜辞的。然而，我们在现存甲骨文中能够认识的字形里，没有发现中医的直接证据，甚至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当然也可能证据存在于那些尚未读识的文字中，但基于目前的证据，至少可以说中医的发明与巫师无关。

巫及巫术实际上很复杂，值得研究的东西也很多。我们承认巫与医关系密切，是因为它们不但指导思想很一致，而且在对人类生命结构的看法上也很一致，甚至它们采取的方法也有互通之处，比如，《内经》中的“祝由科”很可能是在中医理论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巫术。

在所有研究起源的努力都失败以后，我们也许应该老老实实承认一个事实：中医没有起源！或者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起源。（或者是神传的）。

《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经专家们考证，成书在战国到秦汉之际，距今至少有2000—2500年。但是，《内经》的成书年代绝不等于中医出现的年代，而只能当成中医被记录下来的年代。

那么，中医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列子?汤问》中有一则西周穆王的故事，记载一个机械人“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这段记载中涉及许多中医理论，《内经》都有记载：

《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金匮真言论》曰：“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辩五色矣。”

《脉要精微论》曰：“腰者肾之腑，转摇不能，肾将惫矣。”

周穆王生活在西周王朝的中期，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上古史籍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周穆王时期，是西周王朝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西周王朝从鼎盛到衰败的一个转折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证，周穆王应该生活在公元前976年-前992年。

这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中医的理论已经形成，当时距今大约3000年，比一般专家们的考证多出800多年。

其实关于中医理论的形成时间，《内经》中本来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即中医理论形成于神话中的黄帝时期，但目前却很少有人相信这个说法。可以考察中国巫医出现的时期，恰好与黄帝同期，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观点也是可信的。

《礼记?五帝德篇》说：颛顼之后“治气以教民”。为什么颛顼之后呢？《国语?楚语》说，颛顼之前，是个非常好的时代，神与人都混杂在一起，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但颛顼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天地分离，史称“绝天地通”，神离开了人。正因为这件事，黄帝才将帝位传给了颛顼。从此以后，人类就进入了蒙昧期。所以“治气以教民”，应该发生在天地分离、神离开人类之后。

《黄帝内经》涉及七个人物，即黄帝、岐伯、伯高、少愈、少师、雷公、鬼臾区。根据文献提供的资料，我们在其中重点分析两个人物，一是黄帝，二是雷公。

黄帝的起源比较晚，从时序上说，它应该是周族的主要神灵，但黄帝的神迹却十分遥远。有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认为，黄帝可能是一位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因其对部落的贡献，而被奉为神灵。但不论怎么说，当“黄帝”这个名称出现时，他已经不是一位普通的人，而是神，是取得政权后周民族树立起来的崇拜对象。所以，西周时的甲骨文、铭文、《诗经》、《尚书》等都对他大加颂美，此时的黄帝无疑就是上帝，是绝对宗教崇拜中的偶像。《淮南子》记载说，当时有五方天帝，而黄帝居中统治四方，可见神格之高。

中国神话中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也丰富，归纳为这样几类：黄帝与创造人类、黄帝与古昆仑山、黄帝发明器物、黄帝与炎帝之争、黄帝大战蚩尤等等，具体的神话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但需要说明的是，神话中的某些具体的“神”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神话中的神迹，即神的事迹一般具有某种真实性。比如说，黄帝的神迹有以上这些，这些事实可以是真实的，但是否真的就是黄帝个人所为，那就说不定了，也许是其他神所为，这都没有多大关系。

雷公是神，就是风雨雷电的雷。最早的雷公神话源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据记载，当年黄帝与蚩尤发生了战争，蚩尤不知用什么法子，弄出了满天大雾，黄帝的军队不辨东西南北，结果惨败。后来黄帝让“旱魃”上阵，用“旱魃”体内发出的巨大热量才挽回了败局。

紧接着，黄帝又添了一件新武器，那是一面用“夔”皮造成的鼓。据说，这“夔”长得很难看，但它却有一张好肚皮，能发出巨大的声响。有时，它没有事就躺在大泽边，敲着自己的肚皮玩，发出嘭、嘭、嘭惊天动地的声响。黄帝为了打败蚩尤，忍痛将“夔”杀了，取了它的皮，做成一面大鼓。黄帝还觉得不过瘾，又杀了雷兽，撅其骨为鼓槌。这两件巨响的东西碰到一起，那就可想而知了。

从其它记载里可以看出，这“夔”实际上就是雷神，《山海经?大荒东经》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淮南子?地形训》说：“雷泽有神，龙身人首，鼓其腹而熙。”可见敲着肚皮玩的就是雷神。到战国时，人们将传说里的神都人性化了，此时的雷神就变成了雷公，《楚辞?远游》记载：“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

而岐伯、伯高、少愈、少师四人，虽然历史上没有太多的记载，但他们都是神医，而且生活的年代也与黄帝差不多。

岐伯仅在与中医相关的文献中有记载，记载说他是黄帝时期一位最有名的神医，据说他曾经奉黄帝之命尝百草、辨药性、整理医方，最后写成《素问》一书。所以岐伯在中医里的地位几乎与黄帝齐名，后来的中医称为岐黄医道、岐黄学等，岐就是岐伯，黄就是黄帝，可见他的名字还排在黄帝之前。然而，现有的古籍中都没有记载岐伯的形象，我们至今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个什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是个纯粹的人形，也许像《山海经》中其它神一样吧，也是人与兽的组合形。

伯高在传说中也是黄帝之臣，上古医学家。此人尤其精通脉理，《灵枢》中有许多篇都是伯高的杰作。此人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解剖学家，他曾经向黄帝系统讲述了人体各部骨骼的标准分寸，还讲解了消化器官的大小、长短及其部位。

少俞、少师也是黄帝属臣、大医学家。少俞对经络、脉象有深入的研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名的心理学家，曾深入讨论过心理因素在诊断与治疗中的作用。而少师则对人体质方面有独到见解，他第一次将人根据阴阳的多少分为五类，即五行人（西方有四液体说），并提出不同的人在进行针灸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因此，中医理论的形成至少在西周的初期，距今4000年左右，而且还可能形成于中国的神话时期，那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的某个时期。

公元前800年前后，在印度出现了一部书，名字叫《奥义书》，书中大约记载了108篇文献，中国翻译出版了其中的五十篇，所以又称《五十奥义书》。书中记载了许多古代印度的哲学思想，也记载了更多其它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医学。最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并非当时人的创造发明，它实际上是一个总结性文献，包括了公元前1300多年的《吠陀》、《梵书》、《森林书》等内容。

就在这部《五十奥义书》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与中国古代文化相似的东西，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书中关于人体的基本看法与中医很一致，甚至表述的方式都相同。

印度的古代人认为，我们这个眼中看见的虚假世界，是由气构成的，这些气，看似千变万化，但其实都是一种根本之气的分化而已，《考史多启奥义书》说：“诸气皆臻于一也”。这与中国哲学里气的“混一”理论是何等相似？

在对人类生命的基本看法上，《五十奥义书》也与《黄帝内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六问奥义书》记载：“惟太阳为生命，惟太阴为原质。凡此一切有形体者，皆原质也。故原质即形体。”这与中医“阳化气，阴成形”理论何等相似；再比如，《蒙查羯奥义书》记载：“阴阳合精气，人类由神生。”这与中医“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的看法又是何等的一致。

从上述哲学观点论及人类生命本身，那就更加细致了。人的本质就是气，印度人称为“生命气息”。关于生命气息的概念，《奥义书》里也很乱，歧义百出，有的说生命气息是粮食，有的说是空气，有的说是大梵，是各种神灵。但总的来说，生命气息有两种意思：

1、指肉体内的“内自我”、“神我”。有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灵魂。由于“神我”是人的神性部分，所以也可以直接引申为大梵、“彼”、因陀罗等，例如，《考史多启奥义书》说：“生命气息者，大梵也。”梵即梵天，是印度古代最伟大的神灵。同书又引因陀罗语说：“彼曰：我为生命气息，为般若自我。汝其敬我为寿命，为永生。”因陀罗的神位也很高，它是印度的心神，专门管理人类的思维、意识等活动。

此类生命气息属于人类生命的本质，它决定着生命的存在与否。《泰迪黎邪奥义书》曰：“气是群有之性命，故气称为一切寿。”《伊莎奥义书》曰：“气息兮，永生之命；躯体兮，飞灰是竟。”

2、指人体内真气。《甘露滴奥义书》、《瑜伽顶奥义书》、《瑜伽真性奥义书》、《商枳略奥义书》等，是印度瑜伽气功的修炼经典，主要修炼的就是人体内的真气，书中详细讨论的十几种气，都是人体内的自有之气，《大林间奥义书》有一句精确的论述：“生命之气息，即诸体之真元”。

最常见的是，印度人将人体之气共分为五种：平气、上气、下气、充周气、元气。这五种气分属不同的部位，而且有不同的颜色：平气在脐处，乳白辉晶莹；上气在心头，红似末尼珠；下气在，光如甲虫赤；充周气满全身，其焰似光明；元气喉处沏，色如蛋黄白。五气的划分与中医也十分相似，中医将气也主要分为五种：阴气（下气）、阳气（上气）、卫气（平气？）、营气（充周气？）、元气（真气）等。

印度又将人按气的存在划分为三级：《大林间奥义书》曰：“此即三界：语为此（下）界，意为空界，气为彼（上）界”下界的语可以理解为肉体，空界的意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意识，上界的“彼”就是气了。印度还有一种划分方法，本质上也与气有关：外自我（肉体），内自我（意识），超上自我（气、灵魂、神我）。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是，印度《奥义书》中有关气的论述与中医《黄帝内经》有关气的论述有何关系，但它们确实存在相似性，这一点千真万确，例如，《唱赞奥义书》曰：“其至精分化为气息。”这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归精，精食气……气伤精，精化为气……”极其相似。

奇怪的是，这部书中也记载了经络，而且人体经络有14条。据《商枳略奥义书》记载，人体共有十四条大的经脉，它们的名称分别是：

（1）伊脉（太阴脉）；

（2）频迦罗（太阳脉）；

（3）苏寿门那；

（4）萨罗斯洼底；

（5）皤喽昵；

（6）普沙；

（7）贺悉底吉洼；

（8）耶舍斯宾昵；

（9）毗湿缚陀利；

（10）矩怙；

（11）商庆；

（12）波耶斯宾昵；

（13）阿蓝薄萨；

（14）乾闼利。

当然，限于资料的关系，我们不知道这14条脉与中国经络的走向是否一致，但印度的脉学与中国的经络学很相似，这也是事实。比如，从大的方面，它将脉分为两种，《弥勒奥义书》说“一脉分为二，二者遂离析。”中国也将脉大体上分为两种，即阴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为三阴三阳。

印度每一条大的气脉又可分为若干条小分支，印度人常喜欢玩数字游戏，比如，佛教的时间算法就十分惊人，气脉的算法也是如此，所有小气脉细细加起来可以多得惊人，如《六问奥义书》曰：“心中则性灵居焉。是处有百又一脉，脉分百支，支分七万二千小支，周气流于其间。”如此算来，人身大小气脉可达上百万。所有的气脉都发于心脏，《蒙查羯奥义书》曰：“如辐共车毂，诸脉心内敛。”

据其它《奥义书》记载，人体中最重要的脉有两条，一条名叫苏寿门那脉，此脉在印度备受关注。《瑜伽顶奥义书》记载此脉说：“在诀之后，循背脊骨而上，至头顶大梵窍而止。”大约就是起于尾骨至头顶的经脉，相当于中医奇经八脉中的督脉，《奇经八脉考?督脉》说：此脉起于肾下胞中，至于少腹，……并脊里上行……入系舌本，上至风府，会足太阳、阳维，同入脑中。循脑户、强间、后颈、上巅。

另一条重要的气脉名叫喜多，《大林间奥义书》记载此脉说：“其隐蔽，则此心内之网脉，其所游行之道，则此心腔上达之一脉也。如一发析为千分，此名‘喜多’之脉者，亦复如是，皆安立于内心也。”、“则有所谓‘喜多’脉者，以七万二千脉管发于心而络于心囊者也。”看来此脉发于心脏，走于前胸，联结心包而上达于面部。此脉在印度也大受重视，《羯陀奥义书》曰：“百又一心脉（喜多脉），唯一通头顶，上升达永生，余皆生死引。”人要想达到长生不死的境地，唯一可修的就是“心脉”。中医里没有这样一条脉，大约相当于任脉，任起于中极以下，循腹里贯心，上关元，至咽喉，也是行于胸前的一条脉。

实际上，我们怀疑“喜多”脉的读音就是从中医任脉和督脉的合音而来，因为这两条脉的走向与中医任、督二脉很相似。

从以上这个旁证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1、中医理论的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距今有3500多年。

2、中医的起源很可能不局限于中国，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世界许多民族可能都有类似中医理论的传播，中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属于全世界。

贾宝玉在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高兴地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感到很意外。而我们在研究中医理论形成时，也经常有“天上掉下个中医来”的感受。如果中医理论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即距今3500年，那么就会有以下疑问：

1、3500年前，中国有没有发明中医理论的社会基础？

2、3500年前，当时的人们从思维进化的水平上有没有这个能力？

3、为什么印度的古代文明中会有与中医相同的思想？

3500年以前，中国正处于商朝，当时的中国刚刚从陶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生产力落后就不用说了。当时的文化也很落后，目前还没有当时确切的社会文明记载。但中医的理论水平却高于当时的文化总体水平，比如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就高于当时的天文学。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每天都在想如何填饱肚子，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研究经络这样的问题。因此，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看，当时不太可能发明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相当高深，至今我们都很难理解，那么当时的人是不是比我们更加聪明呢？

文字是文明的标志，是划分人类文明史的唯一标准。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曙光降临中华大地，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之一。

那么，什么是甲骨文呢？学者们说甲骨文是象形文字，简单说甲骨文上的文字就是图画，比如说表示眼睛，就画一只大大的眼睛；表示人，就会画一个人形；表示小麦，就会画连根拔起的麦苗；表示车就会画上两个车轮，象征马车；表示看，就画一只立起来的眼睛；表示饿，就画一个人靠近了食器……等等。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学学甲骨文的辨认，挺好玩的。

如果我们给一个2岁的孩子一支笔、一张纸，他会用笔在纸上写些什么呢？一般说，他会在纸上画出许多只有他才明白的线条，这些线条偶尔也会组成一幅图画。因为2岁的孩子大脑不能接受抽象的东西，只能接受近于图画的东西。所以老师教刚入学的孩子时，总是用象形的比喻，比如说，他要孩子记住拼音“h”时，总会把这个符号形容成一把椅子。

所以文字反映人们的思维水平。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不但中国人的思维不发达，国外同期的历史文明水平也不发达，人类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比如说埃及、苏美尔、印度，都需要用图画的形式帮助人们思考。在人类的早期，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成系统的符号文字体系。目前公认的最早的文字是印度马享佐达摩遗址中的双头蛇印章上的文字，它也是某种无法解读的象形文字。

大家知道，世界文字除中国以外，随着人们的思维水平不断提高，经历了一个从象形到符号的过程，现在的大多数文字都发展成了符号或者拼音，比如英文就由26个基本符号组成拼音文字，日语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是符号类的拼音文字。象形甲骨文的使用，就反映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他们的思维偏重于直观、象形，不可能接受过分抽象的符号。

而中医学从整体上看，它既不直观，也不象形。例如，中医并不是以解剖原型为基础的医学，它的腑脏、经络、气血都与解剖学对不上号，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有人就将中医的这一特点概括为“思维医学”，强调了高度抽象思维在中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让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祖先，去发明一套完全脱离解剖原型的医学理论系统，是不是有点难为人呢？这就如同我们非要让孔子去发明相对论一样，这种作法是否有些霸道？我们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重新创造历史？

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在公元前800多年的古印度《奥义书》中，存在大量与中医相似的理论成分记载，这一现象使中医理论的形成问题更加复杂化，我们要从一个更大宽广的范围来理解中医的起源。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理由，我们认为，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中国人不可能发明如此高深的医学，当时的中国人既没有发明中医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发明中医的思维基础。

那么，是否可能印度人首先发明了中医，而传入中国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当时的印度同中国一样没有发明中医的基础，而且从记载中看，《奥义书》中的中医理论，十分破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还处于一个雏形阶段，它远不如《列子?汤问》中反映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实际操作的程度。另一方面，《奥义书》中的医学理论与中医只是相似，并非完全一至，这从印度后来的医疗实践可以证明。

那么，是否中国人发明了中医，而后又传到了印度呢？这种可能也不大。首先中国当时不可能发明中医；其次，中国与印度的古代文化交流并不充分，中间隔着青藏高原。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印文化交流出现在公元元年前后，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第三，《奥义书》的成书时间要早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

既然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发明中医学，那么中医究竟是谁发明的呢？

中医起源问题正像我们以上看到的，不论走哪一条路，都是死路一条。至少目前在学术上，还没有任何一家的起源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起源研究的这种尴尬现状在警示着我们：传统起源研究的思路、方法不可取，我们没有必要再为它耗费几百年的时间。中医起源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其中并不排斥大胆的假设和天才的猜测。

好！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究竟面临哪些问题：

1、在历史上，完整中医的出现具有突然性，目前可考的证据就是《黄帝内经》成书前后的一些资料，春秋以前基本找不到任何明确的证据，包括文献、考古、绘画等。如果说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可以在合理想象的情况下再现，那么中医理论无论如何不可想象。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实呢？

2、在中医体系中存在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团，即中草药及治疗方法与理论严重脱节。一方面，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具有原始朴素的特征，让人怀疑它们是经验的累加；另一方面则是无比精深的理论，2000年过去了，没有人能走出它划定的圈子。最直接的证据是，中医有医理学、病理学、治疗学、养生学，就是没有药理学，所有的医书都没有成系统的药理。而2000多年的发展我们也并没有重建药理学，直到今天依然是空白。

3、我们无法解释中医与解剖学的脱节现象。中国古代有十分发达的解剖学，而中医学整套理论却恰恰不是建立在解剖原型基础之上的，中医五脏虽然名称相同，但与实体解剖的五脏并非一回事。此外，藏象、经络、气血精液等，也统统不能在解剖学上得到证实。

4、关于《黄帝内经》的版本及成书形式问题。《内经》是个集纳本，本身并非原版，按道理，应该有许多版本同时存在，但除战国以外，我们在目录中看不到更早的医书，《周礼》等也未记录版本。那么《黄帝内经》的底本或祖本究竟在哪里？此外，《内经》是以问答形式写成的，目前多解释成一种习惯，那么如果《内经》的祖本就是问答的形式，又该怎么理解呢？

以上这些问题，看似互不统属，其实都与中医的起源有关联。一个合理的起源研究，它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得越全面、越系统、越合理，本身就是起源的某种证据。否则单纯地说起源于经验总结或起源于巫医，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我们的研究从哪里入手呢？在没有其它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黄帝内经》本身入手。其中有一个事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关于《易经》的起源及文字特征问题。

现代人一般认为《易经》是部卜书，是古代巫师占卜的总结。其理由就是《易经》爻辞中有大量卜辞的特征。例如，《易经》满书都是吉、贞吉、中吉、终吉、元吉、凶、贞凶、终凶、咎、无咎、利、不利等等占卜性语言，这些词语都包含在它的爻辞中。

例如：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坤卦六五：黄裳元吉。

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讼卦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师卦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

《易经》里这些爻辞与甲骨卜辞很相似。

例如：

庚辰卜，贞多鬼梦，不至钻。（《类篡》7448）

贞：亚多鬼梦亡疾四月。（《类篡》7450）

辛酉卜，旅贞，王其田干麦，往来无灾，在十月。（《珠》404）

已未卜，亘贞，逐豕获。（《前》3333）

庚辰卜，争贞，呼王族人。（《文》589）

……

从爻辞与甲骨卜辞的对比中，学者们发现，《易经》在语句上与甲骨卜辞相同，都是判断句，在用词上也与甲骨卜辞相似，故而认定《易经》源于卜辞，它是甲骨卜辞的总结与抽象，甚至是理论化的卜辞。正是从这一点，《易经》对后世的命学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实如果仔细推敲，学者们的以上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1950年，在河南安阳四盘磨探坑中发现大骨三块，内有一块卜骨，横刻三行小字，而且类似的符号也发现于一些陶片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不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将它看成是中国比甲骨文还要早的一种陶文。后来经过研究证实，这是三组八卦的标志，但它是数字的，类似后来的阴阳爻。

再比如说，北宋时期在湖北孝感地区出土了一件铜器，叫作中方鼎，铭文一共8行55字，在结尾处有两组数字符号“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李学勤先生作过专门研究，依《左传》、《国语》的占卜实例，最后判定，这两组数字实际就是《易经》当中的两个复卦，即《剥》和《比》。

以上发现证明，最早记载数字《易经》大约出现在新石器前期，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易经》与早期文字的出现在同一时代。这样一来，《易经》爻辞有卜辞的特点，毫不奇怪，根本不能作为《易经》是卜书的证据。

为什么呢？单就甲骨卜辞来看，中国文字发明的初期几乎都是这些文字，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就是为了记录卜辞而发明的，现存的5000多个不重复单字，哪一个都与卜辞有关。而且甲骨卜辞有一定的文字表达格式，包括语法、习惯用词、文风等，这是那时的流行文体，约定俗成。因此，当时不论写什么，即使写一封情书，它的语言、文法也必然会是卜辞式的：“爱你发狂，夜半田头。至，黄裳元吉。不至，贞凶。”

那么，如果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我们的祖先想将《易经》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别无选择，只能用当时的文字，甚至只能用当时的书写语言习惯，包括它的语法、结构、语气。而这些东西因当时为记载卜辞而发明，因此《易经》不能不带有很强的卜辞特点。它是借用了卜辞，而不能说是卜辞的总结。

《易经》有卜辞的特点，但又不是卜辞的总结，这一特征恰恰可以说明：《易经》是被记录下来的。记录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人发明而记录下来；二是从别处得到而记录下来。从种种迹象上看，我们更相信《易经》是从别处得到，而被当时人记录下来的，更确切地说，《易经》是在史前大洪水之后记录下来的史前文明成果。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易经》也许就是当时人发明而用甲骨文记录下来的，根本不可能是史前文明。但我们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以上的推论，那就是关于《易经》不同版本的爻辞。

中国历史上有三部易书，它们是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西周易《周易》，西周初年这三部易书还同时保留在图书馆里，据当时记载，《连山易》尚存8万字。这三部易书，卦画相同，但爻辞根本不同。现我们对比《连山易》遗爻与今本。

《周易》的爻辞

《连山》遗卦“剥”上七爻辞曰：数穷致剥而终吝。

今本《易经》剥卦上九爻辞曰：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连山》遗卦“复”初七爻辞曰：龙潜于神，复以存身，渊兮无畛，操兮无垠。

今本《易经》复卦初九爻辞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连山》遗卦“垢”初八爻辞曰：龙化于虫，或潜于洼，兹孽之牙。

今本《易经》垢卦初六爻辞曰：系于金柅，贞吉。

《连山》遗卦“中孚”初八爻辞曰：一人知女，尚可以去。

今本《易经》中孚卦初九爻辞曰：虞吉，有他不燕。

可惜的是，《归藏易》没有留下明确的爻辞，只有一些零散爻辞，不知道应归属哪一爻，否则对比起来更有意思。但从以上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同的结论：当时不同民族得到了同一版本的《易经》（得到的途径很可能是别人的讲解，许多人在那里记录），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所以记录的版本有差别。这些民族绝大部分后来消亡了，只有三个民族先后掌握了政权，因此这三个民族的《易经》被保留了下来，它们就是夏族人的《连山易》，商族的《归藏易》，周族的《周易》。

实际上，从《易经》被保留的情况里，我们也能找到证据。比如说，据汉代人记载，西周保存的《连山易》有8万字，但《归藏易》却只有3400字，两者悬差极大。按道理说，夏朝离周朝很久远，但商代离周朝却很近，可为什么商易比夏易要失散得多呢？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注意。

我们认为，在政权交替的时候，刚刚取得政权的民族一般都矫枉过正，他们不但要取得战败民族的政权，而且要消灭战败民族的意识形态。在古代的民族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一般从宗教崇拜开始，表现为消灭战败民族的神话及宗教信仰。《易经》被后人冠为六经之首，可见它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因此可以推测，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一定发生过用周族《易经》取代商族《归藏易》的事情，这是巩固政权的大事，也是标明正统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归藏易》的缺破、遗失完全在情理之中。所以到周族政权已经稳固之后，再回头收藏《归藏易》时，它已经缺破得仅有3400字。

为什么夏朝的《连山易》保留得比较完整呢？正是因为它离周朝太久远，到周民族打败商民族时，原来的夏族遗部早已被融合，作为一种有威胁的政治、军事力量早已不存在了，只有文化在民间流传。取得政权的民族，一般不会消灭此类文化，相反，为了需要，他们还可能保留此类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连山易》比《归藏易》在西周初年保存完整的原因。

除以上这些证据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证据来自《易经》的命名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第一部易书叫《连山》，它是夏朝的《易经》。可是为什么第一部易书要叫《连山》呢？

有的人认为，夏易之所以叫《连山》，那是因为夏易以艮为首，艮为山，因此六十四卦第一卦应该是艮上艮下，连续两个山，故名《连山》。可是现存《山坟?连山易》第一卦是“崇山君”，即乾，而不是艮，这证明《连山》以艮为首的说法缺乏必要的根据，是后人想象出来的。

我们认为，第一部易书之所以要名为《连山》，实际上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记录《易经》的来源。那么，《易经》又是怎么来的呢？所有的神话和传说都在指示我们：《易经》的来源与史前大洪水有关。

《太古河图代姓记》说：“草生月，雨降日，河泛时，龙马负图，盖分五色，文开五易，甲象崇山，天皇始画八卦，皆连山，名《易》。”

《天皇伏羲氏皇策辞》说：“天雨降河，龙马负图，神开我心……我画八卦，自上而下咸安。”

《山海经》记载：“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

……

在此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不论是哪一个版本的神话，都说到一个细节，即《易经》的成书与河图、洛书有密切的关系。有的神话说，有一只龙马从黄河破浪而出，背上有一幅图，名为“河图”；还有的神话说，是一只“神龟”从洛水中钻出，龟背上有一卷古书，名为“洛书”。神话中“龙马”、“神龟”一般都是水的象征，上古圣人们就是从“河图、洛书”中受到了启示，最后发明或得到了《易经》八卦。孔子曾对这一传说有一句概括性的总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在论述史前文明的时候，我们曾注意过一大类神话，主题在讲知识与洪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最古老的知识都来自洪水以前，而神话以知识树、宇宙树、常青树、善恶果等代表知识，以蛇或龙代表洪水，这类神话反映了一个主题：人们从洪水围困下解救了知识。应该是：人们从退去的洪水废墟上找到了大洪水以前的某些文明成果。

“河出图，洛出书”与世界同类神话所反映的主题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它更为直接。“河图、洛书”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它也是人类知识的代表，比其它神话中的善恶树、宇宙树、知识树更直接地代表了知识的概念。而“河”在此指黄河，“洛”在此指洛水，这比同类神话中用蛇、龙、水神等表示水的概念更具体。因此，“河出图、洛出书”的神话重点在讲述知识与水的关系，根据神话内在的逻辑，此处的水只能是神话中毁灭人类的大洪水，也就是说，它也从间接的角度说明：《易经》八卦与史前那场大洪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来推测《易经》的起源：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毁灭了平原、谷地的人类，也毁灭了当时创造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关于这场洪水的记载），只有少数人在高山或高原上幸存下来。洪水过后，幸存的人们从各自的山峰走下来，汇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由于他们幸存的地点，即山头不同，因此就以这些山头来加以区分。山就好像现在的姓氏一样，来自崇山的，就以崇山为名为姓，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崇山氏，来自伏山的，就以伏山为名为姓，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伏山氏……

事实上以山为名为姓的习俗，源远流长。《山海经》中记载的所有天神和国家，大多数与山有密切的关系，那时的天神都可直接称之为山神，甚至有些部落就以山为其姓氏，例如炎帝神农就被称为烈山氏、厉山氏、连山氏。

此外，最早的《易经》号称“三坟”，但这里没有坟墓的意思。“坟”的本意是高大，可以看作是对山的形容，“三坟”意即三座高大的山。根据《三坟书》记载，《连山》的每一宫都是以一座山为中心，例如：

崇山君（即乾）、君臣相、君民官、君物龙、君阴后、君阳师、君兵将、君象首。

伏山臣（即坤）、臣君侯、臣民士、臣物龟、臣阴子、臣阳父、臣兵卒、臣象股。

列山民（即艮）、民君食、民臣力、民物货、民阴妻、民阳父、民兵器、民象体。

兼山物（即兑）、物君金、物臣木、物民土、物阴水、物阳火、物兵执、物象春。

潜山阴（即坎）、阴君地、阴臣野、阴民鬼、阴物兽、阴阳乐、阴兵妖、阴象冬。

连山阳（即离）、阳君天、阳臣干、阳民神、阳物禽、阳阴礼、阳兵谴、阳象夏。

藏山兵（即震）、兵君帅、兵臣佐、兵民军、兵物材、兵阴谋、兵阳阵、兵象秋。

叠山象（即巽）、象君日、象臣月、象民星、象物云、象阴夜、象阳昼、象兵器。

其中连山、列山为部落姓氏，古史中有明确记载，炎帝神农就属于连山氏。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其它六山也是部落的称号，他们应该是：崇山氏、伏山氏、列山氏、兼山氏、潜山氏、连山氏、藏山氏、叠山氏。在山名后面的君、臣、民、物、阴、阳、兵、象，可以看成是部落不同的社会分工。

这些新的部落从高山走下平原，并继承了大洪水以前的一些文明成果，比如像《易经》和《黄帝内经》这些成果。但当时的人未必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些成果，但不论理解与不理解，他们都将这些作为祖先神圣的遗产，很好地保留在神话中，或其它口述历史的内容当中。这样算起来，当时继承下来的版本有很多，一个部落保留了一个版本。

又过了许多年（当时的历史时限很长，大约是几千年），到夏部落掌握政权之时，人类已经开始有了文字，这些部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传说与神话当中的神圣部分记载下来，其中就包括《易经》。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按照我们的观点，也是甲骨文成熟的时期，《易经》出现在这个时候，正符合了被记录的特点，它是文字出现以后“仰录”史前文化的结果。

夏部族作为统治者，可能管辖下的最大八个部落就是：崇山氏、伏山氏、列山氏、兼山氏、潜山氏、连山氏、藏山氏、叠山氏。它将自己的《易经》名之为《连山》，用八个最大的部落象征《易经》八宫、八卦。

因此，《连山》的命名只是为了记载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人类是在高山上幸存下来的，所以对山有一种特别的感激之情，又因为人们幸存的地点不同，故名之为《连山》。这就解释了一个困惑了许多人的文化现象：为什么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平原或谷地上的早期中国人，在他们的神话当中有那么“山崇拜”的宗教情绪。

随着历史的流逝，后来许多部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而他们的《易经》版本也消失了，只有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的部落，将他们的《易经》版本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古代“三易”。

那么，《易经》是否有记录的痕迹呢？我们认为有！理由有三：

1、古代人们也认识到这一点的，例如贾公彦就曾说：《易经》乃“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而成，证明它是被记录的而非发明的。

2、它是突然出现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即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易经》，无论是数字形式还是卦画形式都基本相同，从时间上连接夏、商、周三代，从版本是串联《三坟》古易和《山海经》所记三易，而这些形式在以前根本没有。

3、《易经》从它出现在历史中，就与目前所看到的大同小异，是一个极为完善的体系，包括八经卦、六十四别卦及爻辞，即它的经文部分。几千年过去了，后人对它的基本部分没有丝毫补益，只是在《易传》部分不断加入自己的理解。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易经》是被记录下来的，而不是发明出来的。

除了以上三条推测外，在《易经》本身我们也可以找到证据。

1、三易卦画相同而爻辞不同，证明《易经》源于笔记。

我们以上说到，古代“三易”卦画相同，都是由八经卦及六十四卦组成。爻辞是对卦画的解释，一般来说，相同的卦画本应该有相互一致的爻辞。但现存三易的遗留爻辞却极不相同，上一节里我们曾引证过《连山》同卦爻辞与今本《周易》的区别。我们由此推测，《易经》来自某种记录，不同的爻辞是由理解不同造成的。这是《易经》“笔记”痕迹的一个重要证据。例如：

《连山》遗卦“中孚”初八爻辞曰：一人知女，尚可以去。

今本《易经》中孚卦初九爻辞曰：虞吉，有他不燕。

这两句爻辞文字差别很大，但内容却极为相似。《连山》爻辞大意是：如果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又没有其他人竞争，大概可以成事。而今本《周易》爻辞的大意是：即使专心一致，但如果有其他人出现，那事情就不太好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两句不同的爻辞实际上都在以比喻的手法描述同一个事物，但被描述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2、《易经》文字中有大量比喻的成分。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这些不同的爻辞，还会发现一个更加重要的证据，那就是：《易经》爻辞尽管文字不同，但隐喻的内容却是相同的，因为文字中包含了大量比喻的成分，给人的感觉是，它们用不同的手法在描述同一种东西。

不但不同版本的《易经》爻辞有大量比喻的成分，即使同一版本的爻辞，也使用了大量比喻的手法。例如：

今本《易经》第一卦为乾卦，六条爻辞中有五条涉及一种传说里的神物，那就是龙，潜龙、见龙、龙在渊、飞龙、亢龙。爻辞是在用龙的不同形态来竭力描述一种东西，想告诉后人。可它描述的究竟是什么？这成了千古之谜，可能是物体，也可能是某种道理。其它卦也大多数如此，如，今本《易经》的鼎卦，它取用了鼎的六种形式——鼎巅趾、鼎有实、鼎耳革、鼎折足、鼎黄耳金铉来作比喻；师卦则用军队的六种情形作比喻。

《易经》爻辞的比喻性质，在孔子时代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当时人解易特别重视“象”的问题。“象”是古代人理解《易经》的中介，如十冀中的《大象传》就是对卦的一种理解，所以《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直接将乾理解为天，再进一步引申成为君子，还可以引申为父亲等等；《小象传》则是对爻辞的理解，如颐卦上下是阳爻中间有四个阴爻，就好像是口腮中含一物，故《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所以“象”的本意应该是：好像是这样！如乾坤，大家理解不了时，有人就说：乾坤嘛，好像是天地。

《易经》爻辞的比喻性质只能证明：它来自不同理解后的笔记。再进一步推论：在遥远的古代，曾经有人向我们面对面传授过《易经》。当时老师在上面讲，学生们在底下听，由于讲授的内容深奥难懂，老师只好用打比喻的方法，学生们记下的也是这些比喻。千百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只是这些笔记中的各种比喻，而根本不知道当时的人想用这些比喻说明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读《易经》的困惑。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节：

一个很原始的部落里，一天来了几个现代人，他们告诉老酋长说：外面的人最喜欢踢足球，可好玩了。老酋长问：这足球是个什么东西？他们说：足球嘛是这样的，它是圆的，像你们地里种的西瓜，上面有些条纹和斑点，中间是空的，可以踢着飞起来。说完这些现代人就走了。

这位老酋长临死时对他的接班人说：某天来了几个怪人，他们说外面有一种好玩的东西，形状像个奇怪的西瓜，脚一碰就飞上了天。新酋长于是将老酋长的话记录下来，他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有一种怪瓜，能飞能跑，其妙不可言。又过了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这个部落的子孙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他们开始研究学问，研究本部落以前的历史。但这些研究人员读到上述记载的时候，肯定不知道记载中的“怪瓜”就是足球。

《易经》版本的情况证明，它记录的痕迹很浓，而且所有的记录都出自一个祖本，或一次相同的传授。

《易经》以上版本的特点，为我们解开《黄帝内经》起源，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中医与《易经》很可能有相似的起源。

从历史中，我们找不到中医发明的可信证据，它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因此中医不可能源自我们已知文明的发明创造。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中医呢？

《易经》有笔记的痕迹，那么《黄帝内经》是否也有笔记的痕迹呢？我们认为不但有，而且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内经》的成书形式上。

大家知道，《黄帝内经》两部分都是以回答的形式写成的，一问一答，格式基本相同。问答关系有两种，一是黄帝问，臣下答；一是臣下问，黄帝答。具体说：《素问》中问答对象有四人，黄帝、岐伯、鬼臾区、雷公；《灵枢》中的问答对象有六人，黄帝、伯高、岐伯、少愈、少师、雷公。我们举两个例证：

《素问》开篇曰：“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对曰……”

《灵枢》开篇曰：“黄帝问于岐伯：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取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

为什么《黄帝内经》要采用问答的形式呢？专家们解释说：黄帝乃传说中的古帝王，曾有许多重大发明，使后人受益匪浅，故中华民族一直以黄帝为祖先，历代后人均以黄帝子孙为荣。古人由此将一切文物制度都归于黄帝名下，《淮南子?修务训》曾总结过这种归祖情结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这实际上是所问非所答。因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黄帝问，而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答的成文格式。而且以上这种解释毕竟是一种假设而已，《淮南子》成书已经很晚，其说只能作为旁证，不能一锤定音，更不能作为第一手证据。其实在这一假设下，还隐藏着另外的可能性，即万一《黄帝内经》真是来自一场问答呢？

其实问答这种成书形式，在古代十分普遍，《素女经》是一部反映房中术但兼有医学内容的书，它也是采取问答形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十问》，同样是采取问答形式。如果我们扩大一些视野，会发现更多类似问答的作品，例如：

《论语》的内容中有许多问答，弟子发问请教，孔子以老师的身份作答，“子曰……”一般都是问答的形式，以至于现代一提起“子曰”，都会自然想到孔子。如果说孔子作为教育家，回答学生的提问天经地义，那么先秦时代其它诸子为什么也多用问答的形式呢？

《荀子》一书也基本采取问答的形式，如《王制》开篇曰：“请问为政。曰……”文中也多以设问的形式进行，如《君道篇》：“请问为人君。曰……”

《墨子》一书同样以对话为主，如它每一篇的起头几乎都是“子墨子曰……”文中也夹杂大量对问形式。

《吕氏春秋》中的问答形式也很普遍，每一卷都是以“曰……”来推动完成，例如《第一卷?孟春纪》的形式如下：“孟春，一曰……本生，二曰……重已，三曰……贵公，四曰……”

从以上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问答的形式是古代的一种文风，它可能与归祖的情结没有任何关系。问题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文章格式呢？

一种文体的出现，总是有它的原因，比如说，有了隋朝开科取士，才有了科举考试制度，进而有了八股文。而某种文章格式一旦形成，它的稳定期往往又很长，比如，“赋”这种文体形成于汉代，但它却严重影响到了六朝文风，一直到隋唐时期依然可以看到华丽的赋文，绵绵近千年。而且历史越是往上，文风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小，一种文体延续的时间也就越长。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问答的文体，上溯到遥远的古代，它绝不是战国秦汉，甚至也非西周春秋。

这种大规模相一致文体的形成，肯定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的年代一定很久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假如我们放弃自己的所谓聪明才智，不以疑古为己任，直接承认《黄帝内经》问答的形式，结果又会怎样呢？我们必然会引出这样一个推测：中医起源于一场真实的问答，起源于一场面对面的传授，《黄帝内经》就是传授时，学生记录下来的笔记。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假设是否太大胆了一些？仅凭《黄帝内经》的成书格式，恐怕证据不够吧。这个推测确实很大胆，它否定了以往关于中医起源的所有研究成果，而且是以最意想不到的图书现象为其依据，风险当然存在。然而，在目前中医起源研究停滞不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其它角度来研究，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另一方面，《内经》成书格式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它有许多种可能，而我们的推测正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法则。

其实，在中国现存的古籍中，并非只有《黄帝内经》一种有笔记的痕迹，在其他的古籍中我们也发现了笔记的痕迹，在上一节里，我们曾经谈到《易经》中的笔记痕迹，这说明“《黄帝内经》起源于笔记形式”的推论是完全有根据的，它不是孤证。而如果承认了《内经》的笔记特点，那就必须承认问答形式的真实性。

“《黄帝内经》起源于一场问答，起源于面对面的传授”。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那么，是什么人在遥远的古代传授了像《易经》、《黄帝内经》这样高深的知识呢？根据《黄帝内经》以上提供的证据，我们认为，《内经》的对话形式其中就包含了中医的起源：中医起源于神灵，这是上古“神”，对人类进行教育、传授的结果。我们的祖先为了纪念中医不同寻常的来历，所以使用了对话这种方式加以记录，其实《内经》就是传授时的笔记综合。

既然中医起源于一场神对人的有意传授，那么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在论述《易经》起源时，曾用大量事实说明《易经》与大洪水有关，表明它是在大洪水之后人类得到的史前文明成果。其实这个推论我们还可以从《黄帝内经》的起源当中得到间接的证实，因为中医也起源于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同一个事件。

中医的第一批执业者应该是大名鼎鼎的巫师，有人曾经说，连黄帝也是一个巫师而且是一个最大的巫师。那么巫师产生在什么时候呢？

据神话记载，在很早的时候，天和地是连着的，后来有了开天辟地之事。中国神话关于开天一共有三个版本：

一是盘古开天；

二是“共工触山”；

三是颛顼“绝地天通”。

这三个版本的神话虽然都在讲述天地分离的故事，但重点不同，第一个版本重点讲世界的来源，有点像《圣经?创世纪》；第二、第三个版本则当为一类，讲的是一个意外事件的结果导致了天地分离。

“共工触山”大意是：共工和祝融都是天上的神，一个是水神，一个是火神。有一年不知为了什么，这两位大神刀兵相见，结果是共工战败了，气得他一头向支撑天地的大柱子——不周山撞去，“轰”的一声响，不周山塌了，天地分离了，故发生了“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现象。

“绝天地通”大意是：原来天地是相通的，地上的人可以随便上天溜一圈，天上的神也经常私自跑到地上逛一逛，所以那段时间是人类的黄金时期。可是有一年，天上出了个坏神叫蚩尤，他偷偷跑到人世间鼓动苗族造反，组成了一支包括巨人在内的强大军队，浩浩荡荡杀向中原，想夺黄帝的宝座。黄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次叛乱平息。但这件事给黄帝的打击很大，平息叛乱以后，黄帝再无意政事，就把政权交给了颛顼。颛顼在总结经验时认为，蚩尤跑下界策动造反，都是因为天地相连的缘故。他一狠心，命令“重、黎，绝天地通，罔有降格”。究竟怎样“绝天地通”，古书没有记载，因为此事太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但无论怎么说，从此天地再不相通。

我们在另外一部书中，曾经详细讨论过以上这些事件，认为“共工触山”、黄帝战蚩尤、颛顼“绝天地通”其实是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版本，它们的主题都在讲天地分离的天文事件。而且这些故事中都涉及另一重大事件，那就是史前毁灭人类的大洪水。共工触山导致“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更有的古籍说共工曾“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就是现在山东的曲阜。天地分离——大洪水是相互关联的两件事。

巫师的产生就与上述神话事件有极大的关系，它们是在天地分离以后诞生的。这很好理解。巫师处于半人半神之间，他们的作用就是沟通神与人之间的联系，所以巫师是中介，是一座桥梁。在天地未分以前，人们是不需要巫师的，因为当时谁都能上天，与神进行直接沟通，《国语?楚语》记载：“颛顼之前，民神杂糅，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天地分离以后，神与人产生了距离，人再也无法与神直接沟通了。此时人们迫切需要有一个中间层，能使人不远离神，所以巫师就出现了。《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文中“从此升降”指的是巫师来往于神境与人世之间。

我们曾指出，天地分离与大洪水是同一个事件先后两个阶段，先有了天地分离的事件，紧接着又发生了一场毁灭人类的大洪水。因此，巫师的产生也应该在大洪水之后。

如此一来，巫师接受《黄帝内经》的时间，与《易经》被记录下的时间，十分偶然地碰到了一起。由此我们断定：在毁灭人类的大洪水之后，幸存下来的人类曾经接受过一次高深的文化成果，这次的接受有可能是面对面的传授，正因为如此，《黄帝内经》才以问答的形式成书。

好啦！让我们来推测一下中医的起源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曾经出现过高度发达的文明，根据世界各民族早期神话记载，这次文明起源于神的教导，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人类的第一代文明。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史前文明是存在的。

突然，天地之间发生了一场来历不明的大洪水，近千米高的浪涛吞没了平原、谷地上的一切生灵，只有少数人在荒凉的高原或高山顶上幸免于难，此前人类拥有的一切文明都毁于这场洪水，包括医学。

洪水退去，幸存的人类从高山走下平原，他们在往日的废墟上找到了许多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当然也包括医学。但幸存的人类并非洪水前的精英，他们是一些比较落后的牧羊人，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因此，尽管他们找到了以前高深的医学，由于理解不了，也无法实际应用。但病魔并不体谅人类的苦衷，在洪水过后的废墟上，它们四处为虐，侵蚀着这些幸存者的生命，人类面临又一次的毁灭。

创造过洪水前高度发达文明而又已经离去的“神”（天地分离中的天），不忍心看着人类毁于病魔，不得不再一次光临地球，向被病魔折磨的人类传授医学知识，讲授人体生命结构形式。那些洪水幸存者——以山为名的部落派遣最精明的人，向这些神学习医学，并将这些知识用口传历史的方式记录下来。

又过了若干年，人类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记忆中的知识笔录下来，然后经过汇总，最后形成了两部书——《易经》和《黄帝内经》（当时这两部书有无数版本，分别属于不同的部落），它们都是关于人类生命的最高认识，《易经》是人体生命结构的符号模式，《黄帝内经》则是这套符号模式的理论解释和实际操作。

也许有人会说：大洪水是全人类的一件大事，史前民族几乎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为什么洪水过后“神”只将医学传给了中国人呢？其实这是个误解，接受传授的民族绝非中国一家，但唯有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将其完整保留。

以上假设，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它是目前中医起源问题上的全新观点。让我们试着用此观点去解决中医起源中的相关问题。

我们有一个观点：人类历史上存在两个文明体系，一个是史前文明体系，它的来源正在进一步研究当中；另一个则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习惯上我们将它称为物质文明。这两个文明体系，在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上差别很大，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由于基本认识的不同，所采取的改造世界的方法、手段也不同。中医学是史前文明的医学体系，而西医学则属于物质文明的医学体系。

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后我们刚接触中医时，它就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医学体系，但由于当时没有太多的时间，也由于洪水中的幸存者们太落后，无法全部接受所传授的知识。怎么办呢？这些传授者并没有手把手教给人类中医的实际操作，而是重点传授中医的理论部分和实用的针灸技术，以期人类能够在今后自己感悟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实践。这就是中医理论水平与实际操作水平脱节的原因。

为了便于人类的实际应用，传授者使用某种极先进的仪器，对自然植物进行扫描，编制了一个比较详细的目录，这就是最早的《本草》。故古史记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人类虽然得到了十分高深的医学，但一直对它的理论部分理解不透（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读懂中医的理论，以至有人要废除中医理论，只保留可操作的中药和针灸），所以在漫长的几千年里，中医理论一直被束之高阁，不被人们注意。人们急功近利，在中医大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摸索中药治病的方法，居然很有心得。这反而促使中医理论更加不被注意。这就是为什么在春秋以前看不到中医资料的重要原因。但中国人在尊祖敬宗的传统下，虽然理解不了，还是将它妥善保存。

既然中医著作一直在民间流传，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却在战国时期呢？我们认为，这与当时世界文化的大背景是相符的，《内经》只能成书在此时，而不能成书在这以前。

公元前500年前后（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历史时段），全世界莫明其妙地经历了一场思想大爆炸，一些影响人类几千年的哲学、社会、伦理思想好像突然冒出来的一样，一大批名垂千古的思想家产生了，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印度的佛陀……

当时世界各国的学术异常活跃，中国各诸侯国都在设立学校，一些能言善辩之士到处游说国君，苏秦一人竟然能兼任好几国的宰相；印度也是到处开辩论会，辩论的主题大多属于宗教神学或者哲学；古希腊各城邦小国也给那些苦思冥想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所以脱离实际的哲学、数学、物理等才能取得惊人的成绩。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思想大爆炸呢？目前的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这样设想本次思想大爆炸与《黄帝内经》成书的关系：

虽然，我们的祖先手里有一套高深的医学，但在很长时期内，由于理解不了而被束之高阁。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渐渐聪明起来的中国人，结合几千年的人类实践，开始整理、继承史前文明的成果。于是，中国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令后人望尘莫及的学者，他们号称“先秦诸子”，洋洋洒洒写出了许多冠绝千古的文章，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而他们的成就都是从史前文明中得到的灵感，比如说，孔子创造的儒家与老子创造的道家尽管表面有差异，但他们实际都来自一个文明原点，可以说都出自《易经》，所谓的差异不过是继承中的不同理解而已。

这场思想大爆炸，出现了一个影响巨大的成果，那就是“阴阳五行哲学”的建立，这套哲学理论其实也脱胎于《易经》和《黄帝内经》。它既是理解史前文明的一把钥匙，也是隔绝史前文明的一个障碍。从此以后，人类告别了史前文明的规范，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开始建造令人们吃惊的物质文明体系。

因此，《黄帝内经》的成书，必然在“阴阳五行哲学”建立之后，人们用自己悟出的哲学体系，再回头去整理、继承不同版本的中医著作。直到此时，人们才开始注意古老的中医理论，它的各种版本才会出现在文献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中医著作都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原因。又用了大约几百年的时间，人们才疏理完毕，最后形成了今本《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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